走進《紀念碑》的製作現場
車子駛過舊肯特路旁荒涼工業區裡一座座煤氣儲存槽後，我走進一間巨大的工作坊；瑞秋・懷特里德為特拉法加廣場製作的雕塑正在這裡成形。起初看不見她。放大的搖滾樂聲與技師設備在金屬上摩擦的尖銳聲響，交織成迴盪在整座棚屋式空間裡的轟鳴。
這座英國天然氣公司昔日的卡車修理廠，如今由麥克・史密斯經營，專門建造雄心勃勃的藝術作品；天窗下到處都是全神貫注的人。馬克・沃林格也在場，討論他為威尼斯雙年展英國館展覽準備的大型計畫。我終於在另一區找到懷特里德：她穿著濺滿白漆的藍色工作服，站在一件巨大樹脂雕塑的一半結構裡。這件作品將放在特拉法加廣場那座空置的基座上；沃林格感人至深的《看哪，這個人》也曾立於其上。一位戴面罩的同事用機器磨平作品底部，她則往側面噴灑變性酒精。
眼前的透明樹脂壁令我忍不住想伸手敲敲，但雕塑四周貼滿「請勿觸摸」告示。懷特里德爬下梯子，嘆了口氣說，作品正處於極敏感的階段。「我們最擔心的是材料龜裂。」她還說，整個進度「已落後」。六月四日的揭幕期限轉眼將至，她顯然擔心還有多少工作待完成。另一半雕塑所需的樹脂仍懸在附近半空中，像是在鋼製容器上方等待時機。
在都市的混亂中製造停頓
整項工程的規模與複雜度，和作品構想本身鮮明有力的簡單性形成對照。事情起於「大約三年半前，詹姆斯・林伍德打電話問我有沒有興趣」。林伍德是皇家藝術學會委員會成員；在普露・利斯堅決主導下，委員會決心為一座自一百六十年前建成便一直空置的花崗岩基座，委託三件大膽的新雕塑。懷特里德最初卻尖刻地回答：「特拉法加廣場？這太荒謬了，我完全沒有興趣。」她對廣場的印象只剩童年「去那裡參加反種族歧視遊行」的遙遠記憶。
然而，連她自己也意外的是，她後來「犯了個錯」，像遊客一樣回去看看那裡究竟發生什麼。她立刻明白，特拉法加廣場「本來就不是一個容易讓人沉思的地方」；但它也「和維也納的猶太廣場沒有那麼不同」——後者是古老的猶太區，最近安裝了她那件受到肯定、力量強烈的大屠殺紀念碑。「道路以類似的方式把兩個地方切割開，」她說；她也發現基座本身「在建築上非常美，比例非同尋常」。
自那時起，懷特里德開始思索「如何在都市的混亂中製造停頓、安靜的片刻」。她提出一個一如往常大膽而清晰的方案：以原本的花崗岩基座翻製樹脂鑄模，把倒置的基座放到原基座頂端。當時她曾為一座水塔翻模，然後把它安裝在紐約蘇活區的一處屋頂。「所以我多少知道，樹脂能鑄造大物件，」她解釋，「但水塔做起來比較容易，它是圓形；特拉法加廣場的基座大了三倍，而且是正方形，邊角難處理得多。」
材料、技術與不可能的挑戰
1998 年做完十分之一尺寸的樹脂模型後，她意識到「龜裂是個大問題」。於是找來麥克，大家反覆傷腦筋。他找到一家能處理十七噸樹脂的德國公司。「他們說『沒問題』，最後卻一團糟，裂得非常嚴重。」後來改找賓夕法尼亞州一家企業。「他們專為這個計畫開發材料；到目前為止，它沒有裂開。」如今重達驚人二十噸的倒置基座，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件樹脂鑄造物。「所以我很想進《金氏世界紀錄》，」懷特里德笑著說，「但各個環節都非常、非常難做，遠超過我們原先的想像。」
麥克・史密斯一直在旁聆聽，並同情地點頭。他指出，真正的難題是「樹脂狀態不確定，而且我們過去鑄過最大的作品只有半噸」。但他很快發現，這些問題嚇不倒懷特里德。「也許我若沒這麼固執，計畫就不會繼續，」她表示同意，「可我就是這樣的人。你心裡看見一件作品，就想把它做出來。我在自己的工作室會用石器時代的技術，和一群熟悉我工作方式的人一起做。在這裡，得更科學地解決問題。但我對自己製作的作品有抱負：我想跨越界線，讓人們說不可能的事情發生。」
作品進行到相當早的階段時，她發現不能直接用真正的基座翻模。「英國遺產委員會不允許，」她解釋，「其實我還鬆了一口氣。所以我們用特殊材料做了一個複製立面；它會產生熱，但也能耐熱。可憐的麥克，我堅持每個環節都做漏出測試，以免好幾噸樹脂潑得到處都是。我對這個計畫非常親力親為，大概讓麥克很惱火。」
公共空間中的規模與選擇
這件作品原訂於 2000 年 10 月在特拉法加廣場裝設，如今究竟要花多少錢？懷特里德不願透露最後的數字，但承認恐怕遠高於前一件基座作品的造價：比爾・伍德羅的青銅雕塑《無論歷史如何》重一噸，耗資三十萬英鎊。伍德羅的作品高達二十七英尺，巨大的頭頂著一本厚重的書；書與頭的上方又有一棵光禿的樹，樹根如掠食者般緊扣基座的一部分。這件作品由古德伍德雕塑慈善信託出資；懷特里德卻選擇自行負擔費用，靠倫敦畫商安東尼・德奧菲及紐約畫商協助。「之後我們大概會製作兩件版本出售，來補足費用，」她說。「每件都會重製石製基座，使它們看起來和特拉法加廣場上的一樣。」
那她的雕塑即將進入的歷史環境呢？廣場上有高聳的納爾遜紀念柱、蘭西爾的獅子，以及紀念英國帝國時期冷僻將領的種種銅像。「那些都不是問題，」懷特里德堅定地說。「我和特拉法加廣場的關係，與那套浮誇的軍國主義毫不相干；雖然納爾遜柱有點古怪，我倒挺喜歡。我其實討厭鴿子；牠們根本是會飛的老鼠。上回去那兒，正準備舉辦納爾遜・曼德拉的音樂會，一個可笑的女人帶一大袋穀粒和麵包餵鴿子。那像希區考克的《鳥》——鴿子全飛到我頭髮上。」真正讓她回應的，是人、天空，以及頗意外的交通。「我喜歡公車繞著基座行駛的方式，」她說。「人們可以從雙層巴士上層向下看它。但我也喜歡想像喝醉的人凌晨三點偶然碰上它。」
她決定將作品命名為《紀念碑》。它最引人注目之處，是難以言喻的克制。「我討厭那種咄咄逼人的公共雕塑——簡直厭惡，」她突然激動地說。「這件作品是我對廣場實況的回應。我原本回應的是不起眼的地方；基座也是以低調的方式呼應這一點。」我問，她是否也想到了懷特霍爾另一端魯琴斯設計的紀念碑——那件以石頭呈現嚴峻節制的傑作？她立刻溫暖地回答：「那座陣亡將士紀念碑是一件美麗、令人難忘、簡單而充滿詩意的建築作品。它就被留在原處，因此格外動人。」我覺得她的《紀念碑》也可能具有類似的嚴謹含蓄；她卻咧嘴一笑說：「我很期待透過自己的雕塑，望見遠處傾斜的納爾遜柱。」
觀眾、記憶與雕塑的存在感
懷特里德希望，雕塑經過提煉的神祕感能吸引「大量平常對藝術沒有興趣的人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們怎麼看它」。像她先前的公共計畫，尤其是那座哀悼意味濃厚、令許多人惋惜的《屋》——1994 年竟被倫敦東區一個不解風情的地方議會拆除——《紀念碑》也難免招致敵意。我問她通常如何應對惡毒批評。「花了極大的力氣做一件可能稍微改變人們生活的事，媒體卻說『這算什麼鬼東西』，我確實會惱火，」她坦言。「但《屋》被拆後，我練出了厚臉皮；如今我身上還覆著一層保護性樹脂呢。」
維也納大屠殺紀念碑得到的反應讓她受到鼓舞；起初，奧地利某些政治陣營對它充滿憤怒與嘲諷。「它沒有遭破壞，人們會在那裡獻花。這讓我想起，《屋》曾深深觸動某些觀眾：它讓我們平常忽略的東西變得可見——我們住在其中的四面牆，被放到綠草如茵的基座上。從那之後的所有作品，不論是熱水袋或書架，我都想使人注意到此前不在那裡的東西。」
與大屠殺紀念碑不同，《紀念碑》只會暫時留在現場。我問她希望作品永久設在特拉法加廣場嗎？「我不知道，」她審慎地說。「我還沒看到它裝好後的樣子。它在那裡可能顯得格格不入；但我希望它會有一種存在感——像鬼魂、像幻影一樣的存在感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