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 中文編輯整理|依既有訪談改寫部分時間指涉;下列問答保留原訪談觀點,並非逐字原文。2026 為本頁整理年份,非原訪談日期;補充資料另標為編輯註。
從雕塑走向聲音
訪問:你來自格拉斯哥,卻在 1989 年離開了那座城市。你為何離開?去了哪裡?
菲利普茲:我離開格拉斯哥,是因為獲錄取到丹地的鄧肯・喬丹斯通藝術與設計學院攻讀美術。
訪問:你當時的目標是什麼?
菲利普茲:在進藝術學校之前,我參加過格拉斯哥的一門作品集課程。那裡很重視基本學科及其技法。進藝術學校之前,我主要做雕塑,也很喜歡,所以後來就專攻雕塑。
訪問:你何時萌生將音樂納入創作的想法?
菲利普茲:進藝術學院時我已經在唱歌了。我一直喜歡唱歌。那時比較像是在無伴奏合唱團裡唱歌。我在格拉斯哥時,跟一位曾與納爾遜・曼德拉一同坐牢的人學過幾首歌。他教了我很多非洲音樂的事,我們最後像街頭藝人一樣到街上唱歌;你知道,就是為了好玩,沒賺多少錢。我小時候也參加過教會唱詩班。所以我一直很愛唱歌。後來在藝術學院專攻雕塑,我開始把歌唱看成一種雕塑經驗:把聲音投向空間時會發生什麼事?身體內部的空間同時又會發生什麼事?歌唱的身體性使我開始把聲音視為一種雕塑形式,這似乎是很自然的發展。我繼續攻讀美術碩士時,才真正開始運用聲音,並以自己的歌聲製作裝置。我想知道聲音能不能界定建築空間,於是就試了一試。
訪問:你在大學時就想把雕塑與音樂結合嗎?
菲利普茲:是的。我一畢業就申請到貝爾法斯特攻讀美術碩士,也獲得錄取。就是從那時起,我開始嘗試聲音。
場所、建築與創作方法
馬特:還記得你第一個個人計畫嗎?
菲利普茲:那不是我獨力策辦的展覽,而是《Hit and Run》聯展的一部分,在貝爾法斯特迪克森夫人公園一棟維多利亞時代的老建築舉行。我選了音樂室,把作品裝在煙囪裡。房間四周簷飾的灰泥裝飾上有小天使,我便用石膏翻鑄了一系列這些天使,放在壁爐裡。接著我錄了一段無伴奏演唱的《晚禱》(Evening Prayer),選自歌劇《韓賽爾與葛麗特》,並讓錄音從煙囪的煙道裡傳出。
訪問:你當時如何挑選建築或空間?有什麼偏好嗎?你是先有構想,再找空間實現,還是從空間出發?能多談談你的工作方法嗎?
菲利普茲:我的靈感來源很多,包括音樂、電影、文學和流行文化,但通常是從空間開始。一個地方的建築、氛圍或歷史會啟發我。
訪問:我注意到你的作品確實與特定空間有關,但似乎也具有某種不依附原址的獨立性。你能將它們移到別處,例如你在雪梨一座停用的工廠實現《國際歌》計畫,後來又將它帶到維也納藝術廳,在《1989》展覽中呈現,情境截然不同;換句話說,你把它從工廠帶進了美術館。對你來說,空間與特定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互獨立?作品換了空間,性格也會改變嗎?
菲利普茲:我許多受委託創作的作品後來都在別處找到了新家。《留在我身邊》(Stay With Me)原本為馬爾默藝術廳的極簡建築設計,後來在都靈三年展期間,展於一座裝飾繁複的洛可可式教堂。有些作品確實會改變;置於不同地點或氛圍時,甚至可能獲得新的層次。我認為《國際歌》正是如此。在雪梨雙年展所在的鸚鵡島,作品置於已關閉的渦輪機廳,與工人階級運動、工會相關的解放與正義理念,以及早期社會主義理想有更強的關聯。同一件作品到了維也納,尤其置於《1989》展覽的框架下,仍承載這些理念,卻又展於皇宮昔日的馬廄,使貴族權力與統治的種種表徵也進入作品;這些觀念當年和工人階級及社會主義者所信奉的完全對立。因此我想,在維也納的情境下,這首歌甚至可能喚起人們對革命精神的記憶,某種程度上加深了作品濃烈的憂傷。
《國際歌》:政治記憶與個人經驗
訪問:你的《國際歌》曾是維也納藝術廳展覽《1989:歷史的終結還是未來的開端?》的重要作品。那個展覽討論理想與夢想的破滅,以及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嚴酷現實,也關注兩極世界和鐵幕的終結;它聚焦於某些重要政治觀察者稱作「神奇之年」的那一年,充滿強烈情緒、不可思議的希望,也充滿失望。在我看來,《國際歌》或許是對工業時代終結,以及人們對進步與正義的希望最有力的紀念。你如何想到這個精彩的構想?你個人又如何體驗自己的作品?什麼時候一件作品對你而言才算發揮了作用?
菲利普茲:首先,一件作品對我必須有個人意義,《國際歌》就非常私人。這是我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一首歌。二十出頭、還沒進藝術學院時,我曾參與政治活動,也常和一群人一起唱這首歌。我很喜歡,那是一段不可思議的經歷。當時團結與相聚的力量激勵著我們,我們也懷抱相近的理想。所以每次播放這首歌,我仍覺得很動人,對我個人尤其如此;我也覺得它相當悲傷。這件作品之所以有說服力,是因為它首先說服了我自己、打動了我。不過我唱的時候,並不是刻意帶著許多哀傷。因此對我來說,它並不意味著某件事的終結,也象徵著開始;在某種程度上,它也呼應了展覽的標題。可是沒錯,當你只聽到一個人的聲音唱《國際歌》,它的確也顯得悲傷。這對我來說沒有問題。
訪問:是的。我想到這件作品,覺得它帶著深切的同情回望過去,卻也展望未來;它的力量來自人們相信另一個、更好的世界可能存在。不過,當初雪梨雙年展《國際歌》的展出空間:你是怎麼找到那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工廠建築的?
菲利普茲:我在 2007 年第一次到雪梨勘查場地時,卡洛琳・克里斯托夫—巴卡吉耶夫帶我去了鸚鵡島的渦輪機廳,那是個不可思議的空間。所有重型設備都還在,卻靜得有些詭異,彷彿工人只是下班回家。我讀到鸚鵡島在十九世紀曾是囚犯島,後來成為造船廠,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澳洲海軍建造巡洋艦與戰艦。它一直作為造船廠及船塢使用,直到 1991 年關閉;隨後工人努力保住飯碗,爆發激烈勞資爭議。我認為它的歷史與氛圍結合起來,使它成為《國際歌》最合適的場址。於是我提議了這件作品。
聲音如何改變空間
訪問:除了你自己喜歡唱這首歌之外,你也很清楚它強烈的政治象徵性。音樂通常很抽象,但它總與詩、文學、文字有所關聯。你怎麼看自己作品中的敘事面向?
菲利普茲:我想,體驗我的作品是一種切身的、身體性的經驗。我有興趣改變人們在特定空間裡感知自己的方式。我希望作品增強他們對自身的感覺,同時透過重新界定空間、以新的方式引人注意空間,讓他們更察覺周遭環境。我認為作品既能雕塑,也能界定人們對建築的體驗。有些作品可以說界定了建築,但若將作品移往別的空間,它也許又會創造出自己的空間。譬如,《低地》設於格拉斯哥橋下時,界定了橋樑的物理結構;而在泰特不列顛美術館展出的《低地》,三段錄音交會,在空間裡創造出另一個空間。我認為敘事層面增添了另一層意義;如果你想探尋,它就在那裡。那些橋樑道出了許多格拉斯哥的歷史:石頭、鋼鐵。橋下空間又像城市的腹部,映照出它陰暗的一面。克萊德河對格拉斯哥的性格與歷史同樣重要,承載著許多故事。我覺得將作品設在那裡,便能與這些歷史產生聯繫。
訪問:有些民歌很有趣,既是一種溝通方式,也是一種娛樂。你對音樂史及音樂文化傳統有多大興趣?
菲利普茲:我感興趣的是歌曲如何隨時間變化、發展。譬如,泰特不列顛美術館的《低地》和卡內基國際展的《同一首歌》(One and the Same)都運用了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,讓歌曲重疊、匯聚,在空間裡產生新的意義。
倒影、歌聲與身體
訪問:2007 年,你的一件作品《失去的倒影》(The Lost Reflection)在「明斯特雕塑計畫」展出,設於明斯特的一座橋下。觀眾能聽到你演唱雅克・奧芬巴赫歌劇《霍夫曼的故事》中的《船歌》。樂譜取材自德國浪漫主義作家 E. T. A. 霍夫曼的《失去的倒影的故事》,故事發生在威尼斯。你沒有改變空間本身,歌聲卻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明斯特那個空間的體驗。你如何把明斯特阿湖的托爾明橋與這首詠嘆調結合?你個人的記憶或經驗有參與其中嗎?
菲利普茲:我第一次看到這座橋時,覺得很有趣:你自己的活動彷彿從水的另一端映照回來。橋另一頭的人從對面的平台望著你,讓人有種照鏡子的奇異感覺。橋本身也一樣;它的建築結構似乎一分為二,彼此映照。這些都促使我選擇「分身」大師霍夫曼。橋的底部也似乎很適合一件受霍夫曼啟發的作品。我和《船歌》有個人的連結:我在學校學過,非常喜歡,但除了知道它是兩個人隔水相互呼喚的二重唱之外,對它並不了解。我覺得它很美。
訪問:你有訓練自己的聲音嗎?使用自己的聲音對你有多重要?
菲利普茲:沒有,我的聲音沒有受過訓練,我想你一聽就很清楚。我不會在後製時把聲音修得乾淨,也不會像面對觀眾表演那樣去演唱。更像是唱給自己聽。我用過其他媒材,但我認為自己的聲音是最主要的工具。
編輯補充|2010 年之後的創作發展
編輯註(2026 整理):本篇問答著重於聲音創作的形成、場所與記憶;文中未談及某項獎項或後續作品,不能據此推定原訪談日期。Susan Philipsz 於 2010 年獲得透納獎;2012 年為卡塞爾文件展創作《Study for Strings》。2025 年的委託計畫包括盧森堡 MUDAM Aquatunnel 的《The Lower World》,以及柏林 Hamburger Bahnhof 的《East by West》。以上為編輯補充的發展脈絡,並非藝術家在原訪談中的回答。
